p3p2，说明通胀形势进一步恶化。
丰富执法手段，充分发挥金融监管机构与公安机关的优势条件，做好行政执法与刑事司法衔接，强化与纪检监察、审计监督等部门协作。一些银行、保险公司的管理团队远不能适应金融业快速发展、金融体系更加复杂和不断开放的趋势。
监管科技手段与行业数字化水平的差距凸显。我国发展进入战略机遇和风险挑战并存时期，各种黑天鹅灰犀牛事件随时可能发生。现代科技的广泛应用使金融业态、风险形态、传导路径和安全边界发生重大变化。金融管理工作具有很强的政治性、人民性，我们要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自觉践行两个维护，以对历史和人民负责的态度，埋头苦干，守正创新，坚定不移地推进金融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我国正处于由高速增长向高质量发展转变的关键时期。
探索建立央地和部门间协调机制，推动金融机构将消费者保护纳入公司治理、企业文化和经营战略中统筹谋划。但是，如何更有效地打击金融犯罪，仍然是政府机构设置方面的重要议题。本轮人民币汇率回调以来，未出现外资流出—汇率贬值的恶性循环。
积极参与全球治理体系改革和建设，推动全球治理朝着更加公正合理的方向发展。鉴于资本自由流动情形下，汇率无论固定还是浮动，均无法确保各国货币政策的独立性，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已转变立场，支持对资本流动冲击采取包括宏观审慎、资本管制在内的综合政策。近年来，不论人民币大涨还是大跌，当局除调整逆周期因子、外汇风险准备率等宏观审慎措施外，没有引入新的行政干预措施。目前，中国三大需求、三次产业协调拉动的经济发展格局基本形成。
深化汇率市场化改革，要健全本外币政策协调机制，提高货币政策应对汇率异常波动影响国内金融和物价稳定的响应能力。通过汇率市场化助力开放发展。
所以，汇率市场化仍要注意发挥好市场与政府两只手的作用。最近几轮汇率波动中，低（升值）买高（贬值）卖的汇率杠杆调节作用均正常发挥。汇率僵化与金融开放是危险的政策组合，许多新兴经济体金融开放以金融危机收场均与此有关，亚洲经济奇迹到金融危机的逆转就殷鉴不远。倒逼企业通过技术进步提高全要素生产率，增强非价格竞争力，推动加快建设。
人民币汇率不论盯住单一还是一揽子货币，都会变成国际中心货币（也称关键货币）的附庸和影子。2021年下半年以来，国内货币政策重新转向稳增长。要着力提高汇率市场化程度和代表性，完善中间价（或基准汇率）形成机制。此外，汇率市场化是一项系统工程，事关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的现代化。
汇率市场化既是改革，也是开放，其人民性体现在，市场主体越来越充分地参与汇率形成。然而，开放经济存在汇率稳定、货币政策独立和资本自由流动三者不可兼得的三元悖论。
进一步增强货币政策自主性 大会指出，高质量发展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首要任务，发展是党执政兴国的第一要务。在恪守汇率政策中性的前提下，对于市场汇率的过度和异常波动仍需要妥善引导。
相反，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推进贸易投资自由化和便利化，市场主体利用两个市场、两种资源的能力得到巩固和加强，进一步彰显了汇率市场化的人民性。这不仅令许多脆弱新兴经济体身陷困境，其他发达经济体也倍受打击。2022年上半年，受内外部因素影响，中国国际收支口径的外来证券投资由上年同期净流入转为净流出，但其他投资项下境内机构对外资产运用减少，维护了经常项目顺差、资本项目逆差（含净误差与遗漏）的国际收支自主平衡，避免了外汇储备消耗。其中，第二季度，民间对外净负债减少2642亿美元，因人民币汇率波动产生的负估值效应贡献了103%。要不断充实宏观审慎管理的政策工具箱，破解二元悖论难题，拓宽货币政策自主空间。因为汇率长期僵化，市场对2014年的外汇形势逐渐逆转丧失了警惕，直至8·11汇改调整汇率中间价定价机制才后知后觉，随即陷入了恐慌（详见《管涛：2014年中国外汇形势转折的经验与启示》）
题记：2022年10月13日，北大国发院承泽论坛第8期在承泽园和线上同步举行，主题为中国金融改革的逻辑与方向暨《如何读懂中国金融》新书悦读会。比如，可以更多地使用一些新型金融工具，包括我们一直在研究的利用数字化手段帮助金融机构做风控。
与此同时，系统性风险问题也不容忽视。本文根据黄益平教授的发言整理。
这一举措作为短期手段可能有效，但如果长期把责任都压在地方政府身上，难免也有局限。务实的改革策略下一步该怎么走？我认为首先是解决上面这两个问题。
二是发生系统性金融风险的可能性在上升。假设将来地方政府需要为其辖区范围内所有金融机构的风险承担责任，地方政府会有何种新作为？如果地方政府不具备相应的监管能力，没有足够的资源来化解风险，又会如何解决问题？ 综合来看，政府想办法在短期内解决问题的做法可以理解，但从第一个百年目标到第二个百年目标，构建金融体系需要综合考虑很多深远和宏观的问题，不能只顾眼前。金融体系正在迎来大变局，这是经济创新发展的需要。我的建议就是我们要认真构建一个完善的金融体系，稳健地支持我们的经济走向第二个百年目标。
这一举措短期看效果不错，但如果这种情况持续十年甚至二十年会产生何种后果，这一点需要认真考虑。特别感谢人民日报出版社将《读懂中国金融》这本书出版。
然而通过我们的量化分析研究，对提高和改善中小企业融资环境真正起作用的因素有很多，其中最重要的一条是行政性的监管要求。然而，这一点说起来容易，做起来难。
因此，我认为我们在这方面需要做的事还有很多。相应的解决办法也有很多。
中国现在面对各种复杂情况，过去我们用快速经济增长来消化问题，用政府兜底来支持投资者的信心，这套办法将来可能很难持续。第二个例子，在控制管理金融风险时，最近经常听到的一个说法是中央把维持金融稳定的责任压实到地方。对于上述问题，即将召开的二十大以及此后可能召开的全国金融工作会议，应该都会进行大的布局，值得期待。在利率问题上，金融机构能否更加灵活？倘若我们直接地、持续地压低对中小微企业的贷款利率，短期看对中小微企业是好事，长期来看则不见得是好事。
我国目前这套金融体系在过去效果不错，但如今面临一些问题，其中最主要的是两点：一是对实体经济的支持力度在减弱。相信未来一段时间会有很多令人振奋的改变，让我们一起期待。
第一个例子，在支持中小微企业方面，政府做了很多事，相关数据也显示这两年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增长非常快。为了在短期内解决问题，政府的确想了很多办法，但若想长期发展，就需要从根本上厘清金融逻辑。
金融机构对中小微企业的支持力度不达标，年底就会被监管问责，因此这几年中小微企业的融资增长快。本期论坛由北京大学国家发展研究院和中国金融四十人论坛主办，人民日报出版社协办，特邀北大国发院副院长、数字金融研究中心主任黄益平教授，清华五道口金融学院教授、央行研究局前局长、华夏银行前行长张健华，北大国发院副研究员王勋做专题分享。